我本来也想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得光着，汗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汗，吃完饭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被铁“笼”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晒得，朝监室里散气。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张，更加开诚布公。更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的门，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每一格都上锁。尽一九三0年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上是没有房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板钉成的…帆布的摇摇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的雪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地冻僵，不断地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的办法给他们提神。后来在这些方格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那些只剩一气的犯人也得像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都住了有的屋，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每天百分之零七三的损耗是纯缩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比率。）

正像递解站本是没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不知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说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担架运送；冒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孔里抬着走。

越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越显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

莫斯科很少人知这个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的运输问题。不知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来！’而且都得跑步！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是用大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让它自己。谁能把嘴凑上去，就是他的。犯人们在箱前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用靴把人蹬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都抬去，从里面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的发着，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

卡拉斯——卡拉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