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神来吧！

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上早班的下午两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室排队——名铃上就响了。全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上皱起一些格，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时候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苍白的知识分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名结束，现在是五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这个字。枕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骨。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油污、被磨得锃亮的。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多，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拜疆型的扒手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从一个“小车厢”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以后，他又沿同一条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室。他们在十钟被带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回来。现在是他们发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半开始，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去，清早要把你的全家当收拾好，放提箱或袋，到私人品保室门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室可办不到。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睛还像被胶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自己该什么，一分人忙着领粮，另一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乎乎的黑汤。这叫黑菜汤，是用荨麻叶的菜汤。煮熟的叶像黑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里。既没有鱼，也没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吃掉，所以索不掏；如果说烟叶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

但是，四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也回在周围沉睡的集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叫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